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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罪若干爭議問題的研究

【摘要】:司法實踐中,虐待罪的被害人往往是婦女、老人、兒童等弱勢群體,《刑法修正案(九)》通過對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三款的修改,更好地對相關群體進行保護。本文試圖通過對虐待罪的基本構成要件、虐待行為的認定以及結果加重犯的認定等進行分析和探討,以期能夠更好地理解虐待罪的相關規定,并對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關鍵字】:虐待罪 虐待行為 虐待致死 虐待罪的自訴問題

 

一、導入案例

20164月至5月期間,許某在蘇州家中,因認為女兒不乖等原因,多次通過使用皮帶抽打、鎖在露天陽臺外過夜等手段進行虐待。

201651820時許,許某因生活瑣事,再次用皮帶抽打女兒,并將其關在露天陽臺外。2015時許,許某、劉某才將女兒送至醫院,經醫院診斷,該女童心跳呼吸已經停止一個半小時許。

經法醫病理學鑒定,被害人身體表散多處陳舊性瘢痕及新、舊程度不同的軟組織挫傷等損傷,符合虐待傷特征,但損傷程度較輕,不足致死。被害人系因患大葉性肺炎致呼吸、循環功能衰竭而死亡。

檢察院指控,許某虐待家庭成員,致使被害人死亡,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二款的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虐待罪追究許某刑事責任。

二、虐待行為的認定標準

從客觀要件上來講,認定虐待罪必須有虐待行為,且該行為必須具有經常性、一貫性。如果平時出于教育目的偶爾地打罵、禁閉,不能認定為虐待行為。虐待行為的手段分為積極作為與消極不作為兩種,其中積極作為包括毆打、禁閉、捆綁、辱罵等,消極不作為包括不給受害人吃飯、生病不治療等,但如果僅僅是消極不作為是不構成本罪的(或構成遺棄罪)。另外,只有當虐待行為情節惡劣時才能構成本罪,以下第三點詳述“情節惡劣”的界定標準。

三、“情節惡劣”的界定標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條:“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據本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只有情節惡劣的,才構成犯罪,換而言之,情節是否惡劣是區分罪與非罪的主要標志。虐待行為一般,或者情節較輕的,例如偶爾打罵,偶爾不給飯吃、禁閉等,不應以虐待罪論處。

虐待情節是否惡劣,應當根據下述幾方面來認定:

1)虐待行為動機的卑劣程度。

動機往往是促使行為人犯罪的最根本因素,虐待行為動機的卑劣程度直接影響情節的惡劣程度。實踐中,有的行為人認為自己的父母老了是個拖累,從而對自己父母進行折磨與迫害,最終導致父母死亡;有的行為人因懷疑自己妻子出軌,多次毆打妻子,最終導致妻子重傷;有的行為人因為重男輕女,對自己的女兒進行毆打、凍餓,最終導致其死亡。一般來說,行為人的動機越是惡劣對被害人造成的身體以及心理的損害也就越嚴重。

2虐待行為持續時間的長短。

虐待行為持續時間的長短往往是衡量虐待情節是否惡劣的重要標志。虐待行為持續的時間越長給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創傷就越大。例如,虐待時間持續了幾年,這種情況下往往會給被害人的身心造成較為嚴重的損害;相反,若是因為家庭瑣事或者是教育子女,出于一時氣憤對家庭成員實施了毆打、辱罵等行為,一般危害性較小,不應認定為虐待罪。

3)虐待行為進行的次數。

在司法實踐中,有時雖然整體的虐待時間不長,但行為次數頻繁的,也易造成被害人的身心遭受嚴重的損害。例如,有的家庭重男輕女,父親一個月內毒打自己女兒十余次,這樣的一種行為短時間內就會給被害人造成難以彌補的身心損害。

4)虐待手段的殘忍程度。

現實生活中,有的行為人采用的虐待手段十分殘忍,例如,父母將孩子綁在椅子上毒打;丈夫在冬天把妻子的衣服扒光推出門外受凍;兒女慘無人道地毒打年邁的父母等。使用這些殘忍的手段,十分容易造成被害人傷殘和死亡,故,應以情節惡劣論處。另外,打耳光、打手心、擰耳朵等虐待行為,便不能認為是手段殘忍,一般不應認定為情節惡劣。

5)虐待結果的嚴重程度。

在老人、婦女、兒童等這些弱勢群體中,他們往往缺乏能力與加害者進行抗爭,這時對虐待結果的界定就至關重要。虐待行為常常都會造成被害人精神上、肉體上的痛苦和損害,當后果嚴重到一定程度時,應以虐待罪論處。

上述五個方面不完全列舉了認定是否屬于“情節惡劣”的相關要素,是否構成“情節惡劣”可以通過上述諸方面綜合分析,也可以通過其中一方面加以分析認定。

在本案中,從虐待行為動機的卑劣程度來看,許某將被害人接來蘇州,是為了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因為被害人存在不服管教、生活自理能力差等缺點,為了教育被害人,對被害人進行了毆打式的粗暴教育,雖其教育方式不當,但其動機惡劣程度較小,不屬于虐待行為。從虐待行為持續的時間上來看,許某筆錄中提到,其對被害人的打罵是在被害人死亡之前一個月左右開始的,每次打罵的時間是45分鐘,從而可以看出其打罵持續的時間并不長;從虐待行為的次數上來看,許某供述其打過女兒三、四次,故打罵的次數不多;從虐待手段的殘忍程度上來看,許某對其女兒進行的是教育式的打罵,未達手段殘忍的程度,另許某并未對被害人采用禁閉的方式變相虐待,被害人僅在露天陽臺過夜一次,且并未將其鎖在陽臺上,且陽臺是兩個孩子玩耍的空間,玩具均在陽臺上,被害人隨時可以進入室內;從虐待的結果上來看,女兒系因患大葉性肺炎致呼吸、循環功能衰竭而死亡,據初步了解,兒童大葉性肺炎是由細菌引起,其致病性與抵抗力強弱無必然聯系,大葉性肺炎起病急驟,不排除發現時及時救治仍會死亡的可能性,且在嬰幼兒、老年人以及免疫功能受損的患者中,肺炎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故并非虐待行為導致的身體逐漸損害而最終死亡。綜上,本案不應認定被告許某的行為為虐待行為,從而認定許某犯虐待罪。

四、“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認定問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第十七條的規定:“對于被告人主觀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或者剝奪被害人生命的故意,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長期或者多次實施虐待行為,逐漸造成被害人身體損害,過失導致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或者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殘、自殺,導致重傷或者死亡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二款規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應當以虐待罪定罪處罰。”故,“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是指行為人出于追求被害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導致被害人經常遭受虐待逐漸造成身體的重傷、死亡,或者由于被害人不堪忍受虐待最終自傷、自殺,造成重傷或者死亡的結果。行為人是故意地實施了虐待行為,而最終因為過失引起他人重傷、死亡的結果,其虐待行為與被害人的重傷、死亡結果之間具備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而在本案中,首先許某不存在追求被害人肉體和精神上痛苦的故意。許某作為被害人的親生父親,對被害人沒有犯罪動機,沒有理由虐待被害人,其打罵被害人的起因是被害人學習能力差、大小便在床上、被子上。相反,其對被害人照顧有加。據許某稱:其將被害人從外公、外婆處接到蘇州是打算讓被害人在蘇州上學,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時也是要親自照顧被害人。在為被害人辦理入托手續后,因被害人哭鬧,不愿去幼兒園而只能在家中照看。平時為被害人購買衣物、零食、玩具等,都是價格較高、質量較好的商品,且帶被害人去大型購物中心娛樂、吃飯。另外,許某稱:其與妻子長期不能生育,在婚后十幾年才通過試管嬰兒技術懷孕并產下龍鳳胎。被害人一出生就在醫院保溫箱里進行特殊監護,當時許某經濟拮據,寧愿四處借錢也要保住女兒的性命。故其對被害人只能是更加愛護,缺乏犯罪動機,即許某不存在追求被害人肉體和精神上痛苦的故意。

其次,許某并未對被害人實施虐待行為(本文第三點已詳細敘述,此處不贅述)。退一步講,即使認定許某實施了虐待行為,也并不能直接認定該行為導致了被害人身體的逐漸受損。本案中檢方只是通過被害人生前、死后的照片對比、被害人體表的新舊傷痕來說明被害人身體逐漸受損,而并未有直接的證據表明被害人的身體因為虐待行為而逐漸受損,根據刑訴法的相關規定舉證責任應在檢方,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不能對行為人進行有罪推定。

最后,再退一步講,即使行為人實施了虐待行為,并且該行為也導致了被害人身體的逐漸受損,但本案中行為人也并未過失導致被害人的死亡,因而本案中行為人的行為不屬于刑法二百六十條第二款規定的結果加重情節。根據法醫病理學鑒定意見書,被害人系因患大葉性肺炎致呼吸、循環功能衰竭而死亡。兒童大葉性肺炎是由細菌引起,其致病性與被害人身體受損害、抵抗力強弱無必然聯系。大葉性肺炎起病急驟,不排除發現時及時救治仍會死亡的可能性。且在嬰幼兒、老年人等患者中,肺炎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另據許某、劉某稱:被害人在死亡前,并無生病等異常跡象,故其無法預料到被害人已生病,甚至死亡的結果,故行為人不存在過失。許某在發現被害人出現問題的時候,立即與妻子劉某開車送被害人到醫院救治。但因第一家醫院拒絕收治而不得不驅車趕至另一家醫院的母子中心進行救治。但,遺憾的是因此延誤了最佳搶救和治療的時間。故被害人的死亡直接原因是患大葉肺炎,且其患大葉肺炎由細菌引起與身體損傷無必然關系。另外,被害人病歷資料中醫生所認定的,經診斷被害人呼吸心跳已停止一個半小時許。該認定只是醫生的一種主觀判斷,并不能客觀地反映被害人的死亡時間。而法醫鑒定意見書中對死亡事件只字未提。如果許某、劉某關于搶救被害人的陳述屬實,足以說明被害人在送往第一家醫院時,有生命跡象,并未死亡。故不能排除第一家醫院拒絕收治而延誤最佳治療時間也是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并且,證明行為人過失致被害人死亡的舉證責任在檢方,若檢方舉證不能,則不應直接推定行為人存在過失致被害人死亡的情節。故,虐待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不具備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綜上,許某的行為并不構成虐待罪,更不構成虐待罪第二款的結果加情節。

五、虐待罪中自訴問題

隨著網絡時代的日漸深入,兒童遭受虐待的案例曝光頻頻,但有相當多的案件難以進入司法程序,追其根源與刑法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虐待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情況除外)直接相關,虐待罪自訴的追訴程序也備受爭議。現實生活中,虐待罪的受害人往往是未成年人、婦女、老人,這些人往往依附于行為人而存在,由于他們自身的能力限制,他們一般都無法或者是不敢自己告訴,從而無法及時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縱容實施虐待的主體,甚至在有的案件中,受害人被虐待致死。

20158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第十八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條進行了修改,增加了“但被害人沒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除外”。因而,實施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只要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就不屬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應當由司法機關公訴。新增加的這一款,在弱勢群體的保護領域是長足的進步,避免了兒童、婦女、老人等弱勢群體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而無法得到救濟的情況,切實保障了他們的權益。

六、虐待罪中的網絡輿論與司法公正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日益深入,媒體網絡輿論越來越顯示出其強大的力量。虐待案件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往往是網民們關注的熱點案件。網民們有時會對這類案件發表個人觀點,有時甚至進行群體性抨擊。媒體作為司法系統與廣大網民的中介,其有時會為了“賣點”而夸大事實進行報道,此時就會出現偏離審判實際的輿論。輿論體現著民主的力量,而司法在法治建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民主與法治都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價值追求。此時,如何在網絡輿論與司法公正中尋求平衡成為關鍵。當然,我們不能不顧網絡輿論的影響而片面的強調法律專業,更不能妥協于網絡輿論而對司法公正置若罔聞。

毋庸置疑,網絡輿論對司法公正有一定的積極影響。首先,網絡輿論有助于查明事實真相,維護實體正義。其次,網絡輿論有助于監督司法機關辦案,減少司法腐敗。最后,網絡輿論有時候會成為公眾救濟的一種方式,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并且有利于法制教育的普及。

但是,事物總是存在兩面性,網絡輿論當然也不例外。網絡輿論常常會干預司法權的獨立,有時候媒體超越了網絡輿論監督的合理界限,先入為主形成一種無形的輿論壓力,使法官在自己的判斷與公眾的意見之間徘徊,影響案件審判的公正性。網絡輿論有時也會侵害當事人的基本人權。網絡時代的興起,使得信息互通,“人肉搜索”成為網民們了解并懲戒“壞人”的一種方式,但無論理由多么合理,“人肉搜索”都是侵犯個人隱私的行為。最后,網絡輿論也損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司法活動重證據、重事實、重程序,而新聞具有時效性和轟動性,兩者的本質和追求截然不同,故而法院裁判結果往往與網絡輿論導向不同。這種情況下,網絡輿論有時候會一邊倒的指責審判機關,甚至丑化司法隊伍的形象。

綜上,我們在積極利用輿論監督司法的同時,應當極力避免輿論的不正當干涉,最終使得網絡輿論與司法公正相互統一。

七、結語

現實生活中虐待事件時有發生,《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將虐待罪的主體擴大到負有監護和看護義務的人員,并且完善了虐待罪的司法程序。這樣的修改不僅是對法律漏洞的填補,更是對公民權益更好地維護。我們對于虐待罪的研究,肯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任何一個法律問題都不單單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要不斷地從司法實踐中汲取經驗,慢慢摸索。我們要不斷的研究國內外的優秀成果和案例,結合自身的發展情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摸索中前進。相信在社會的發展以及法律的進步中,虐待罪的相關問題將獲得改善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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